暨南大学，最早为华侨教育而设，最初的归国侨生多来自南洋，也就是今天的东南亚。

　　暨南、华侨、东南亚，三者的故事，延续110年。素有“华侨最高学府”美誉的暨南大学，发挥自身优势，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华侨留学生的培养，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9月以来，南方日报记者和暨大师生代表联合组队，寻访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暨南校友。很多暨南学子融通中外，活跃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国际经济科技合作、文化交流等多领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成为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促进者。

　　“老前辈”李光前捐资4亿多新币

　　“在新加坡，暨南校友普遍比较灵活，有商业头脑和全球视野。”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生物系环境生物专业的翁莉娟说。1993年，翁莉娟来到新加坡留学，留在当地发展，成为“商界达人”。她与同为暨南校友的丈夫梁佳，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Gaia Science Pte Ltd的实验室设备公司，被列入新加坡新兴中小企业1000强。

　　暨南老一辈校友在新加坡叱咤商界的故事，翁莉娟等“新生代”早有耳闻。其中最著名的暨南校友，当属华侨实业家李光前。他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星马中华商会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首任校长，享有“橡胶大王”“黄梨大王”的称号。

　　据记载，1909年初，14岁的李光前因成绩优异，得到当时中华总商会会长吴寿珍的资助，到暨南学堂求学。彼时，暨南学堂已开办两年，接收了来自印尼爪哇等地侨生四批。李光前在暨南学堂期间，不仅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而且学习了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

　　“爪哇一埠风声传播，不独业经来校各家属欢欣鼓舞，凡附近各埠亦闻风而起，均愿选取练习中语合格之学生送宁就学”，这段史料描述了南洋诸岛华侨学生回国求学的热烈场面。

　　现任花旗银行董事的谭蕾，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系。她对李光前及其后人对新加坡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由衷敬重。谭蕾说，数据显示，从1952年至今的半个世纪以来，由李光前创办的李氏基金先后捐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国的公益事业4亿多新币（约合人民币20亿元）。

　　除了李光前，刘抗、盛碧珠、陈共存、庄右铭、邢济众等新加坡本地知名人士，也都毕业于暨南学堂。每每聊到这些，年轻校友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校友会换新血液成为海外的“家”

　　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暨南大学新加坡校友会是中国大学在新加坡的校友会中历史最悠久的。校友会会长黄中介绍，从正式注册算起，校友会已有75年历史。据老校友回忆，早在1941年正式注册前，本地就有暨南校友会的组织，相关活动可追溯到1928年。当时活跃的校友包括陈万安、李光前、林邦彦、王济堂等一批本地华人名流。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暨南校友会曾非常兴盛，人数发展到150多人。但后来会员老化，逐年萎缩，到1990年前后，会员只有50人左右。“后继无人的问题，成为压在老校友心头的一块巨石。”黄中说。

　　恰在这时，中新两国于1990年10月3日建交。新加坡开始向中国学生和专才招手，1992年迎来了中新两国政府间交流计划下的第一批学生，其中就有暨南大学选派的新生15名。黄中就是这15人之一，那年他才19岁。

　　在校友会1992年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暨南大学毕业生来新服务与进国大攻读博士学位者日众，校方并选派入学新生15名来国大留学，彼等将来可成为本会新血，本会将毋庸为后继无人而担忧。”2007年，前会长、本地著名文化人邢济众卸下会长职务，年轻校友开始全面接班。

　　同样，马六甲海峡对岸的暨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也曾面临断层问题，但现在再也不用为了“后继无人”而担忧。截至今年6月，暨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共有会员235人。

　　关注中国发展投身“一带一路”

　　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在国际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融通中外、视野开阔的暨南人，往往能占得先机。

　　“我今天的发展多亏中国的同学帮忙，暨大对我影响确实挺大的。”林国元告诉记者，他2001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法学系，目前在马来西亚从事中马物流业务。公司50多名成员中，有10人同为暨南校友，“暨大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从事汽车零配件贸易的何国顺，毕业于暨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他说，马来西亚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并从中获益。“中马合作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广东省和马六甲州缔结友好省州、马六甲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热土……”何国顺如数家珍，真切地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新变化。

　　联合采访团成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玉玮发现，很多海外学子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政策，希望利用中国越来越开放的潮流，发挥自己的作用，赢得更好的事业发展平台。暨南大学培养的人才遍布世界各国各行各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力资源，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角色和巨大潜能。这恰恰也是具有110年历史的“华侨最高学府”最具特色的优势。

　　海外印记

　　马来西亚有栋“暨南大厦”

　　“去吉隆坡，不得不去双子星塔；去吉隆坡的暨南人，不得不去暨南大厦。”暨南大厦是海外唯一一座以“暨南”命名的建筑物。在马来西亚暨南校友心中，暨南大厦既是他们活动的会所，又是身居海外的他们心灵的归宿。

　　穿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繁华的闹市街区，就来到朱晴溪路。这是一条以华人矿业主朱晴溪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当地并不算起眼。但路边一座浅棕色小楼上的“暨南大厦”几个字，却远远就能望到。

　　这就是暨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会所。校友会会长林国元介绍，1970年2月17日，暨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获大马政府批准注册。当时筹办校友会时，4位校友一人出1万，另外20多人凑1万，共花5万马币买下了这四层排楼。

　　除了富有特色的楼宇外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会所入门处那橙底黑框的老校徽以及黑底黄字的校训“忠信笃敬”。在校友会几十年的老照片中，这是一个最为常见的背景。

　　每年，马来西亚的校友们总要回一趟“家”，会员大会、招生说明会、校史图片展会均在这里举办。“这些年，校友会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每年都能吸收几十名新校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几个校友可以出来叙叙旧、帮帮忙。校友会是海外暨南人的精神家园。”林国元表示。

　　校友故事

　　“我们一家五口都是暨南人”

　　在海外，有一个特殊的暨南校友群体，他们中有伉俪校友、父女校友、姐弟校友，甚至有全家都是暨南人的。

　　“暨南，对我们来说是有情怀在的。”暨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林国元表示，这几年校友会协助学校招生，也在大打“亲情牌”，今年招的10位新校友中，就有校友的子女、表妹。

　　现居新加坡的1984级生物系环境生物专业生翁莉娟，经人介绍知道了暨南大学。作为归侨子女的她有优先条件报读这所大学。在暨大读书期间，她认识了丈夫梁佳。“我们一家都是暨南人。”翁莉娟说，梁佳是暨大1983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他爸爸是医学院教授，妈妈是化学系的老师，姐姐是历史系毕业的。“暨南”二字对她而言，除了深深的母校情、家国情，还有浓浓的亲情。

　　很多人可能很难像翁莉娟一样，可以凑齐一张“暨南全家福”，但不少家庭却正在接续传递着“暨南情”。暨南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副会长何宝丰说，他2009年把女儿送到暨南大学外语系读书。“母校培养了我。我就跟女儿说，你要不也去爸爸读过的大学念书吧。没想到女儿挺感兴趣的，就这样去了暨大，父女便成了校友。”何宝丰说。

　　类似的情景，林国元在招生宣传时深有感触。他说，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身边如有暨大校友，他们就会主动去了解咨询。去年招到一个学生，一问，原来他的阿姨和舅舅在暨大读过书。马来西亚本地招生时的最高记录，是一家有五人读了暨大。

　　“新生代”给华文教育带来新动力

　　“启迪中文之功，华美唐裔之德。”在距柬埔寨首都金边约40多公里的乌廊市，有一所叫公立启华学校的老牌华校，校门口一幅字迹斑驳的中文对联，默默地向外界宣示她与中国的渊源。

　　据记载，20世纪初，有一批华侨来到乌廊定居。初时，只有几十户人家，后来，为了让子孙传承华夏文明，老华侨们纷纷慷慨解囊，于1930年创办了启华小学。刚开始条件很艰苦，只能用木柱、木板搭建校舍，但学生报名踊跃，一下就招了100多人。

　　上世纪70年代，因政局动荡，学校一度停办。直到1995年，乌廊市柬华理事会侨领方君伟、赖德财、黄吉龙等人动员本地华贤出钱出力，重新购置地皮、搭建校舍，让老华校慢慢恢复了生机。

　　2015年8月，理事会邀请刚从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留学归来的黄明忠担任校长一职。当时，黄明忠才28岁，成为该校史上最年轻的校长。

　　“要给启华的华文教育带来新变化。”黄明忠任职校长后，将在暨大学到的新理念积极融入到实际办学中。在他的力推下，学校制定了新学期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教学规划，引进了多媒体教学和电脑课堂，获得了柬华侨领和师生们的赞赏。

　　“我们这位校长，每天吃住都在学校，甚至把老母亲接过来一起住，省下的时间全用来陪学生或跟我们交流教学。”由中国政府派到该校援教的中国教师孙莹给黄校长“点赞”。

　　黄明忠坚定地说：“我是华人的后代，华校是我家，华文教育是我的‘母亲’，虽然面临资金、人才的巨大压力，但我和华文教育事业是不会分开的。”

　　寻访手记

　　会说汉语在工作上将有更多选择

　　最近走访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文学校，可以看见墙壁、走廊贴着《弟子规》字句和诸子百家画像，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氛围……这些华文学校在校人数通常有300人至500人，有的甚至有七八千人，涵盖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的教育体系。这当中，活跃着不少暨南校友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当地族群学习华文的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多，他们的父母认为孩子会说汉语，将来有更好的工作选择机会和福利待遇。显然，一种优秀文化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能让当下的人过得更好。

　　目前，海外华文教育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缺乏优秀年轻师资和适合本地教学的教材，办学资金短缺。这需要在很多方面下功夫，海外华文教育要从当地娃娃抓起，重视当地华文基础教育。鼓励各种社会力量资助华文教育，开发设计更多符合当地情况的华文教材，不断提高华文教师待遇和办学设施条件。中国大学也要加大力度提供更多灵活的奖助金以及高层次学历教育，吸引更多海外学子来中国学习、回国后从事华文教育。在这些方面，“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采访团成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罗昕

　　进了暨大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穿透110年的历史，“暨南”二字把很多本无任何联系的人，牵连在了一起，成为“一家人”。

　　这一家人，追溯于过往，相守于现在。早在20世纪40年代，新马两地的校友会就已有雏形。因为历史原因，中间出现过断层，上世纪90年代有了新鲜血液加入。时隔几十年，即使先人已去，但他们对暨南的爱，早已成为一种传承。就像新加坡校友谢联所说，“老一辈对暨南的热诚，一次次打动我们年轻一辈，让我们深深明白和感受暨南情的分量”。

　　这一家人，既相聚一地，又绵延四海。暨南学子遍布160多个国家，目前在全球有110多个校友会。各地暨南人聚于当地校友会，同时和其他暨南人也时刻相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校友会一直交好，中秋、春节等活动经常两地一起举行，美国南加州校友会还曾与新马校友会举办联谊活动。

　　这一家人，血脉相连，情同手足。新加坡校友会副会长何宝丰是1978级物理系的学生，时隔30余年，他的女儿2013年也从暨大毕业；1984级校友翁莉娟与先生在暨南园相识相爱，先生的父母也是暨南人。马来西亚校友陈星的公司里，有好几个员工是暨大校友。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林国元几乎与校友会所有成员打成一片，对学弟学妹也十分照顾，仅仅只是见过一次面，但却像世交般默契和熟悉。

　　这一家人，始于暨南，遍布于世界各地，从事着各种职业，甚至说着不同语言，但是在人群中你仿佛就能一眼认出，因为他们相互间有着无言的牵连。那是流淌在记忆里的暨南情怀，是铭刻在血液中的暨南精神。

　　联合采访团成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蔡青

　　东南亚华人子弟不忘文化根脉

　　千里送侨生入读暨南

　　110年前，乘着太平洋的季风，来自印尼爪哇的第一批21名侨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南京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的首批学生。

　　得知华侨千里送子回中国求学的故事，晚清名士丘逢甲曾题诗“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盛赞华侨们的爱国精神。

　　时光荏苒。如今，印尼、菲律宾、柬埔寨、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子弟，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依旧保持对华语、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眷恋，有的还通过到暨大读书、参加暨大在当地开办的函授班等形式，与中国保持紧密的血肉联系。

　　“无论过去多久，我们对祖籍国仍怀着深情。”这是沿线国家很多华人华侨的深切告白。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正在迎来新曙光。

　　曾祖父不远千里送侨生学习中文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八华三语（注：指中文、英文、印尼文）学校三年级2班门口，孩童们摊开中文课本齐声朗读，吸引了众人注意。

　　1907年2月底，也是在印尼，思慕中华文化的第一批21名印尼华侨学生不远千里，赴中国南京求学。3月，国内第一所为培植海外华侨子弟而设的学校——暨南学堂正式开课，这批侨生成为学堂的首批学生之一。

　　“到了1908年，我曾祖父又不远千里，带着第二批来自印尼的侨生抵达南京，送到暨南学堂念书。”在八华学校校史墙前，印尼全宝集团创始人、印尼八华学校基金会主席梁世桢，指着曾祖父梁映堂的画像，动情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梁映堂祖籍广东梅州，时任印尼巴达维亚中华商会（以下简称“巴城中华商会”）会长。商会倡导中华文化教育，以培养人才、提高华侨地位为己任。

　　当时，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地中文教育水平远远满足不了华侨子弟们日益旺盛的就读需求。怎么办？

　　1901年3月，梁映堂协同潘景赫、丘燮亭等20位华侨贤达，在巴城中华会馆内创办“中华学堂”，教习华侨子弟学习中文等课程。“当年送到暨南学堂的第二批印尼侨生就是来自中华学堂的，而中华学堂就是今天八华学校的前身，所以说，八华跟暨大的渊源非常深。”梁世桢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包括八华学校在内的全部印尼华校被勒令停办，印尼华文教育一度陷入绝境。

　　“当时不允许华侨学习中文，我们就背地里偷偷学。我把手抄本的中文课本绑在腰间，用衣服盖住，假装提着篮子去买菜，实际上是去帮人补习华文。”在暨大取得博士学位的印尼汉涵学府府长孙爱玲说。

　　这一停滞就是漫长的32年。直到1998年，华文教育才重新复苏。

　　2007年11月，在梁世桢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复建八华学校提上了日程。一年后，新的八华学校正式开学。“借着老八华的名声，学校发展很快，现在就读人数达4000人，除了华人子弟，也有很多印尼当地族群的孩子。”梁世桢说。

　　梁世桢感慨地说，其实当他决定集资复校的时候，还不知道曾祖父梁映堂是老八华的创始人之一，没想到冥冥之中，自己竟和曾祖父做了同样的事，“这让我更加感到光荣和充满使命感”。

　　如今，梁世桢也把自己年幼的孙子孙女送入八华学校，希望后代也像自己一样，掌握流利的中文，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教授华文六十载不忘培育“新血液”

　　从印尼雅加达乘机到日惹，刚好赶上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召开，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精英，齐聚美丽的滨海小城，探讨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与未来。这其中就有不少从暨大毕业的老师、学者。

　　原来，作为国内较早在境外开展函授教育的高校之一，暨大华文教育、对外汉语、汉语言海外函授本科学员已广泛分布于印尼、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学生规模约2000人。在印尼、新加坡，还有兼读制研究生100多人。这些毕业生中，很多人从事华文教育工作。

　　76岁的参会代表、雅加达八华学校华文部主任梁荣升是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暨南人，被称为印尼华文教育界的“常青树”，见证了当地华文教育的起起落落。

　　“我教书教了60年，到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对于推广华文教育来说，我们老一辈人很多是外行。”梁荣升说，为此，他10多年前报名参加了暨大在雅加达开办的汉语言函授本科专业，为自己“充电”。

　　2002年，62岁的梁荣升顺利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14年，他践行“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暨南精神，积极为当地华文教育“造血”。“我的愿望是让印尼的华人子弟能学好华语，继承中华文化和美德，成为两国友谊的使者。但现在我们这一辈都老了，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挑起重担。”

　　在新加坡，这里虽然是以华人占大多数的多元文化国家，但当地华文教育也曾一度面临缺钱少人的窘境。但幸运的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李光前式有热血、有担当的海外暨南人。如今，受新移民和专业人才流动影响，新加坡华文教育蓬勃发展。而早在2002年，暨大就在当地开设了教学点。

　　到目前为止，暨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新加坡招收培养了近百名兼读制硕士研究生。

　　落地生根不忘根

　　中华文化代代传

　　走访印尼、新加坡、柬埔寨等地，不难发现，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有一个类似现象：上世纪，受所在国政治等因素影响，当地华文教育或长或短地存在一段低潮期。但当地华人华侨还是怀着对祖籍国的深深眷恋，克服各种困难学习华文。

　　来自印尼巨港的唐根基在暨大读完了本科至博士三个阶段，是我国首位“华文教育”专业的海外博士生。他说：“我从小就对华文感兴趣，1990年读小学五年级，每周末走2个小时的路，偷偷去一个佛堂上中文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只上了7次，学了大约30多个汉字。但这7次课烙在我心上永不能忘，这是我华文教育的开始。”

　　而真正让唐根基下决心学好华文的，是他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你的血脉里流着华人的血，落地生根不意味着忘根，要把中华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在父亲的激励下，他经过3次申请，终于如愿来到暨大留学，学成归国，从事华文教育事业。

　　印尼西加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副主席、坤甸共同希望教育基金会辅导主席陈慧珍女士长期从事华文教育推广。她告诉记者，现在在印尼，“学好华语可以拥有更好前途”已经成为共识，“在中印两国不断加深交流合作的时刻，社会和市场正需要大批华语人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5年9月，在陈慧珍等人的长期推动下，印尼政府正式批准在坤甸市成立共同希望语言学院。“这是印尼第一所纯中文专业的高等学府。”陈慧珍说。

　　而在柬埔寨，华文教育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当地华人华侨领袖机构的柬华理事总会，多年来致力于兴办华文教育，早在1994年就与暨大联合编写了柬埔寨小学《华文》教材，近年编写柬埔寨《华文》（初中版），《作文》教材也正在筹备中。在柬华理事总会的经费和教材等支持下，很多华文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

　　联合采访团成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罗昕表示，海外华文教育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彰显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推广华文教育、中华文化，“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