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由砖石砌成的白塔矗立在市中心，绕过拔地而起的高楼，走进光塔路，白塔的轮廓才逐渐清晰起来。

　　白塔名叫光塔，坐落于在广州市城西怀圣寺内。不分层级，圆形塔身，高36米是光塔的特色。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怀圣寺和光塔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贸人士前来参观和做礼拜。

　　史籍记载，光塔不仅是呼礼塔，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灯塔。1300多年前，光塔便是万国商船前来广州需要寻找的标志性建筑。唐宋时期，珠江岸线仍在光塔一带，塔身光洁，视觉醒目，外来商船见此便知已到羊城。

　　从前的光塔路，南濒珠江，坐落城西，到处一派“蕃药珍宝，积载如山”的繁华景象。作为外国人聚居的蕃坊中心，街巷除了大唐老百姓外，更多的是皮肤黝黑，穿着奇装异服的阿拉伯及波斯商人。

　　识古

　　中外商船见光塔便知到广州

　　走在光塔路上，富有民族风情的建筑和饮食随处可见。一条街道以一座建筑来命名，足以佐证这座建筑的厚重。怀圣寺和光塔屹立于珠江古航道北岸，古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之一。它是古塔，亦是丰碑。

　　广州市人大代表、怀圣寺阿訇王官雪表示，怀圣寺确切始建年代已不可考，相传由唐初来华的阿拉伯著名传教士阿布。宛葛素主持，为当时侨居广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捐资所建。

　　光塔入口低于现在地面两米，距离地面的纵向空间里——民国、明、宋、南汉、唐代的轨迹依次层层摞叠，近在咫尺的古道层次，仿佛可以触摸到广州悠长的岁月。

　　有关该寺的记载，最早见于9世纪中叶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的《东游记》，记述了广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及建有寺院一所。南宋岳珂在《木呈史》中记载有此塔，南宋方信孺在《南海百咏》中“咏蕃塔”诗后记曰：“蕃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寺塔。”

　　因唐时“蕃客”（外国人）所建，光塔在民间亦有“蕃塔”之称。从光塔的建筑形式到塔名的称谓，不难看出光塔与“蕃客”的关系密切。光塔的历史作用除了宗教意义，也与广州的海外贸易息息相关，它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蕃人和海舶作过不少贡献。

　　唐宋时期，怀圣寺在城西，城外是一片汪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商贸往来需要经过广州，阿拉伯商人集聚广州，船只往来，建一灯塔指示方向也是必须的。广州濒海，海边多产蚌螺，阿拉伯宛氏就地取材，搜集蚌壳和螺壳，经过一番研究功夫，加以糯米调和，做成筑塔的原料。

　　光塔从宋代就有“昼则悬旗，夜则举灯”的记载。灯塔是导航的重要设施，正如《南海百咏续编》指出的“夜则燃火，以导归帆。”这些史籍都直接证明了光塔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船舶服务。

　　“海上贸易繁忙，千帆靠岸，因而建起了光塔用以作为商船的灯塔，灯塔的存在正正说明了广州的海上贸易之发达，对外贸易千百年来从未间断。”王官雪说，珠江航道南移，其导航作用不再，作为与海外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光塔绝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活标本”。

　　记录

　　万千蕃客来穗经商兴业

　　怀圣寺光塔兴起于蕃坊的形成密切相关。

　　由于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同时也是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及西方各种宗教传入中国的登陆点之一，从唐朝起，广州就已成为名扬天下的中国第一大港。许多以经商闻名的大食和波斯商人不远千里频繁往来于波斯湾和中国南海之间，将珠宝香料等运到广州，换取丝绸瓷器等商品。

　　随着在广州长期居住的大食和波斯商人日渐增多，唐代朝廷便专门在这一块区域设立蕃坊，专门供蕃商居住。据史籍记载，唐时阿拉伯、波斯人来光塔路一带经商，珍货辐辏，熙攘繁盛，蕃客定居生息遂成蕃坊。唐代的蕃坊以怀圣寺为中心，北至中山六路，南至惠福西路，西至人民路，东达朝天路。如今除高耸的怀圣寺光塔外，再难找到其他古迹，唯有一些延续千年的古地名如“大食街”“甜水巷”“仙邻街”“擢甲巷”“玳瑁街”依旧诉说着蕃坊的荣华故事。

　　广州伊斯兰教研究学者、广州博物馆研究员陈鸿钧说，蕃坊完全由蕃民自助管理，蕃民通过选举推荐一位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担任“蕃长”，蕃长与地方官吏享有同等待遇，但其他地方府衙不得轻易干涉蕃坊事务。蕃人可在中国娶妻生子，开办学校，甚至还能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其中大食商人李彦生就曾高中进士，并被唐宣宗李忱钦点为翰林学士。

　　光塔路是大唐朝时期最大的蕃坊社区，最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至少有10万以上的蕃客，规模很大；广州西边以光塔蕃坊为主，城市不断扩大跟蕃坊面积的扩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商贸往来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兴旺。到了宋代期间，广州在城市扩建过程中，特别把蕃坊正式纳入到规划建设，蕃商纷纷捐钱捐物，合资助建。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也有记载：“蕃坊跨南濠两岸也可由宋建西城时，要把南濠包入城中说明。因为蕃坊是唐代的外贸中心，蕃商屡次要求建城保护，宋西城兴建即为保护蕃商而建，在蕃坊范围内兴建，把商贸繁华区包入西城之内，使西城大于中城和东城之和。”从这一点看，蕃坊和蕃商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时至今日，光塔路一带与历史上鼎盛时期的蕃坊已相距甚远，但这里依然是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光塔路两旁有经营伊斯兰食品、服饰、用品的商铺，小区围墙上刻有展现各民族独特风采的民俗文化浮雕。在海珠中路与惠福西路交界，还有座名为“妙吉祥室”的广州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据说是广州满族人特别的“家庙”。

　　宋、元、明时期，广州蕃坊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之称，指其对外贸易繁华和兴旺。时至今日，光塔路、朝天路、纸行路、诗书街、仙邻巷、甜水巷、玛瑙巷等街巷，莫不遗留着蕃坊印记。怀圣寺和光塔周边日后也成为了广州市少数民族居民最集中、民族成分最多和民族经济、贸易、文化交往历史最悠久、遗产最丰厚的街区。

　　看馆

　　商贸文化深入基因

　　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九云：光塔在怀圣寺，唐代蕃人所建。高十六丈五尺，其形圆，轮禾直上，至肩膊而小。四周无木盾栏，无层级。顶上有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月，蕃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顶，呼号以祁风信。

　　光塔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大的邦克楼之一，与新疆吐鲁番的苏公塔大小相仿佛。光塔形体独特，为我国塔林所罕见。虽屡经修建，仍具阿拉伯伊斯兰的建筑风格。

　　光塔塔高36.6米，用砖石砌成，建筑平面为圆形，中为实柱体，塔内有石阶梯道可供登临，沿螺旋形梯及而上可登塔顶露天平台。在平台正中又有一段圆形小塔，塔顶原有金鸡一具，可随风旋转以测风向，明洪武和清康熙八年（1669）两次为飓风所坠，后遂改为今状的葫芦形宝顶。

　　“观察怀圣寺光塔，商贸必须作为重点，它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见证。”从上世纪90年代南下广州，王官雪便成为怀圣寺的阿訇。在他看来，因商而起，因商而兴是怀圣寺光塔最显著的特征，通过怀圣寺光塔可以窥见千年商都的深入基因的商贸文化。

　　他说，怀圣寺的活跃程度也与经贸情况相关。现在，周五前来做礼拜的人数比不上几年前，因为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因商贸活动的减少，所以前来做礼拜的人数也相应减少了。

　　广州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从隋唐至今从未间断，广州的辉煌历史不在政，而恰恰在商。广州这个城市因商而生，其崛起与兴盛因地缘优势与经济逻辑。在明清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举国封闭唯广州一口通商，广州的辉煌登上顶峰并一路走到今天，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古代和现代在光塔找到了重合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沿着怀圣寺光塔的历史印记，触摸广州的这座千年商都的脉络，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记忆逐渐清晰。

　　解密

　　唐宋光塔设“招商办”蕃商为官显赫一时

　　阿拉伯文献记载，蕃客之多，有十万之众。

　　广州伊斯兰教研究学者、广州博物馆研究员陈鸿钧翻查史籍发现，以前地方刺史还把招商引资的工作放在蕃坊，说明蕃坊的经济十分发达。据记载，唐朝岭南节度使曾对广州蕃坊制定许多优惠政策，吸引蕃商来中国商贸和投资，积极缴纳税负。“晚唐时期，中央权力削弱，赋税不够，靠海上贸易补充。广州素有”金山银海、天子南库“的美称，说明其非常重要，因此岭南节度使往往都是皇帝的亲戚。”陈鸿钧透露。

　　从这个意义来说，广州海上贸易实际是维持国家运转。到了宋代，广州蕃坊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海关机构——市舶司来管理海上贸易、进出口并且促进蕃商来中国投资贸易。该司的官员和城市太守都把招商引资作为重要的工作成绩，北京南路曾经有座“海三楼”，专门为官员宴请具有声望的蕃商之用，宴请后官员还要欢送商人；同时光塔周边街巷也建设了不少驿站，相当于古代宾馆，为商客住宿服务。

　　陈鸿钧说，来华做贸易达到一定规模，可以赋予蕃商官职，官职最大的是南宋的蒲氏家族。蒲这个姓是来自阿拉伯，源自是广州、泉州海外贸易的掌门人蒲寿庚。蒲氏家族对大宋朝的存亡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宋朝政府也给他们封官，让他们出海招揽蕃商来中国做生意，主要出访地是印度和阿拉伯。

　　史籍对蒲氏后人入朝为官有所记载：就广州蒲氏各房源流与族裔观察，其人口以甘蕉房为最盛，而科第则以潮州房、朴庵祖房为较盛，次之则为玛律耶祖房、丹灶房等。

　　蒲氏家族的经济实力日益壮大，到了南宋时期更是在政治、经济地位显赫一时。“广州蒲氏是有史可鉴，有史可证的阿拉伯人后裔，蒲氏家族权势最高峰时是宋朝和元朝两代政权争夺笼络的对象。”陈鸿钧分析。